李建武却已在袁隆平身边种了10年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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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今年已經90歲高齡,袁隆平仍然堅守在科研一線。在位於湖南長沙的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以下簡稱“雜交水稻中心”)的辦公室,他帶領研究團隊又把目光瞄準了新的雜交水稻畝產世界紀錄。

栽培技術,最終要用來指導農民科學種植,也因此,李建武與農民打交道最多,在他的微信通訊錄里,大部分都是水稻種植戶。然而,由於一些雜交水稻品種的種植方法與傳統水稻相差較大,要讓農民改變幾十年形成的種植習慣並不容易。

如今,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稻米品質、口感的要求也“水漲船高”。米質研究因此也成了雜交水稻熱門研究課題。今年32歲的助理研究員柏斌,做的就是這方面的研究。

很多新來的研究生第一次見到袁隆平,都是在這塊稻田邊,有時他雙手叉腰站著一動不動,像是在思考什麼;有時他彎下腰撥弄著稻穗,檢查水稻的生長情況;前幾年,還經常有人看到80多歲的袁隆平親自下田。

然而,與一般農民可根據經驗種田的情形不同,李建武面對的是每年幾百個新品種,沒有種植經驗可循,且不同品種特性不一,種植方法也不同,“就好比帶孩子,不同性格的孩子要採取不同的方式照料”,他必須把品種的特性一一研究清楚,一邊種植一邊摸索播種期、肥料用量等參數,將新品種的產量潛力發揮出來。

“比如,現在育種工作者做雜交水稻配組,常常要配上萬個組合,工作量非常大。”呂啟明說,而假如在三系法、兩系法雜交水稻中找到影響高產的共同因子,然後建立模型,“育種工作者今後就可以大大減少配組,提高效率。”

雜交水稻的抗病性研究,就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在雜交水稻中心,80後雜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員邢俊傑和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吳俊都是研究稻瘟病的好手。

下田“水稻專業是一門應用科學,電腦里長不出水稻,書本里也長不出水稻,要種出好水稻必須得下田”

2012年,邢俊傑開始了湖南省稻瘟病菌研究工作,這對於當時剛從國外學成歸來的他來說,並非易事。“那時候稻瘟病菌研究設施基本沒有,菌株的樣本也一份都沒有。”邢俊傑說,為此,他“厚著臉皮”給湖南省內各地的植保站挨個打電話,請求他們幫忙留意收集菌株樣本。就這樣,2012年以來,邢俊傑的團隊已經收集了湖南省各地菌株3000多份。未來,這個凝聚著汗水與智慧的菌株數據庫,將成為更加深入地研究稻瘟病的重要基礎。

2013年,李建武在湖南隆回縣羊古坳鄉的試驗田基地搞“Y兩優900”雜交水稻產量攻關,這是一個新品種,與傳統水稻相比,肥料用量要高出很多。第一次去做指導時,李建武把種子和相配給的肥料都分發給了農戶,並講解了種植要點。然而,由於與傳統種植經驗相差較大,再加上李建武還是個“毛頭小子”,農戶們怎麼也不肯按他說的去種,還偷偷把肥料藏起來種菜。眼見著效果出不來,李建武索性在當地住了下來,自己也種一塊田,與當地農民搞起競賽。到了收割時,李建武種的水稻比當地農民種的畝產高出兩三百公斤,農戶們一下子就信服了……

用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這是中國創造的一個世界奇跡。奇跡的背後,是無數為此耕耘奉獻的人,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和他帶領的研究團隊就是其中的代表。

核心閱讀在袁隆平的研究團隊中,有許多年輕的面孔,他們早已不用為溫飽問題發愁,卻毅然踏著金色的稻浪,奮力為解決人類吃飯問題奔跑向前

今年,試驗田又種上了新寶貝——第三代雜交水稻。90歲的袁隆平又興奮起來,一天要到田裡看三四回。連帶他的栽培師李建武也忙個不停。

“袁老有一個著名的禾下乘涼夢,那也是我的夢想。”胡忠孝說,“中國的農民養活著14億人口,我們有責任替幫助中國的農民做點事,做袁老夢想的踐行者。”

與我們見面前,胡忠孝特意洗了澡:剛下田回來怕身上有味兒。如果不經人介紹,很難想象站在眼前的這個皮膚曬得黝黑、身形乾瘦的人是出生於1982年的雜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員、《雜交水稻》副主編。

豐產“質和量可以並行,量是基礎。我們只有儲備了超高產技術,才能備不時之需”

高產水稻,涉及方方面面的研究,圍繞高產目標,如今研究的領域也在不斷擴展。

李建武被袁隆平賞識,還有一段在雜交水稻中心廣為流傳的故事。2009年春,大四即將畢業的李建武正在海南三亞的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實習,恰好趕上袁隆平來查看稻田。在田間,一塊長勢出眾的稻田吸引了袁隆平的註意,他立即問身邊人這塊田是誰種的,大家便把李建武推了出來。

一片片玻璃培養皿里,棕黑色的菌株正在培養基上生長。這些看著差不多的菌株,在38歲的邢俊傑和他帶領的研發團隊眼中,卻截然不同。“引發稻瘟病的真菌,在不同的生態區域內常常呈現不同的遺傳背景。我們想盡可能多地收集湖南境內的稻瘟病菌株,將其分門別類,明確各地區有效抗性基因,從而指導品種合理佈局;同時開展稻瘟病抗性室內評價研究,以實現對水稻新品種抗性的快速鑒定。”邢俊傑說。

育種“搞水稻育種的都是雕塑藝術家,每粒種子都要精雕細刻”

說起李建武,在雜交水稻中心幾乎無人不識。雖然今年只有34歲,李建武卻已在袁隆平身邊種了10年水稻,如今專攻雜交水稻高產栽培技術,為雜交水稻畝產屢破紀錄立下不小功勞。

“這是一個認識誤區。”吳俊對袁隆平的高產情結有自己的理解,“把水稻的各個方面性狀都做到極致。這是應有的態度。質和量可以並行,量是基礎。我們只有儲備了超高產技術,才能備不時之需。這也是袁隆平院士堅持追求超高產目標的原因。”

“我的理想就是培育出高產優質高效的水稻種子。”胡忠孝說,“這是為我家鄉的父老鄉親,更是為中國的幾億農民。”

前些年,每逢過年回家,胡忠孝都要帶些自己最新培育的種子免費送給老家人種,“一方面看看種子在山區表現如何,一方面也為鄉親們帶點成果回去。”胡忠孝說。如今,村子里種水稻的人越來越少,胡忠孝正琢磨著培育出一種更高效、更節儉的稻種,“讓水稻種植不用投入那麼多勞動力,也不用那麼多肥料、藥物,減少種植污染,還鄉村一片綠水青山。”

“研究米質,首先要搞清楚影響米質的因素、指標。”柏斌說,為此,每新出一批品種,他都要對稻米的長度、重量、透明度、晶體結構、直鏈澱粉比等數十項數據進行統計研究,分析影響因素,以更好地指導田間選育。如今,高產又優質的雜交水稻良種逐步推向市場,受到越來越多農戶的歡迎。

《 人民日報 》( 2019年12月01日 05 版)

在過去的幾十年,雜交水稻解決了億萬中國人的溫飽問題。未來,雜交水稻研究該向何處走?近年來,也曾有人質疑,雜交水稻研究是否還要對高產孜孜以求,是否更應重質而非量?

育種,是雜交水稻研究的核心,也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作。選育出符合目標性狀的種子,不僅考驗著育種工作者的知識和經驗,更極大地考驗耐心。“從設計育種方案,到成果最終被認定,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十來年時間,周期非常漫長。”胡忠孝說,同時,培育一個綜合性狀好的水稻品種,不僅要考慮產量,還要考慮抗病性、適應性、米質口感等諸多要素,一個因素沒兼顧到,都得隔年從頭再來,“每一步都要邁得扎扎實實”。

“在雜交水稻研究領域,袁隆平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在他的感染下,我們都願做國家糧食安全的守望者。”吳俊說,“我們的目標很朴素,也很重要。那就是,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國人的飯碗,永遠要裝上中國糧。”

胡忠孝出生在湖南郴州莽山山區的農村,“從小家裡就靠山裡幾畝稻田過活,那裡自然條件不好,農民很辛苦。”胡忠孝說,山區里引水灌溉很不方便,經常要半夜沿著水渠查看水情,防止被別人半道截留。高考那一年,有一次他夜裡跟著父親去“守水”,父親忽然嘆息道,“要是有一種不用澆這麼多水、又高產又好吃的水稻該多好。”

位於長沙馬坡嶺的雜交水稻中心大院里,有一塊七八分地的試驗田。緊挨著試驗田,有一棟兩層樓的房子,是袁隆平的家。從家裡推開窗戶,稻田裡的一切盡收眼底。

“我一直覺得,搞水稻育種的都是雕塑藝術家,育種,就要精雕細刻。產量不好,就在產量上雕琢,米質不好,就在米質上雕琢。育種的過程,就是將一個毛坯雕琢成藝術品的過程。”胡忠孝說,因此,搞育種研究,需要極大的耐心和細心,一個環節出問題,可能就會前功盡棄。即便是下苗插秧的環節,有時候需要成百上千個品種一起種,每個品種都有編號,一旦一個秧苗插錯位置了,後面的就會跟著全錯,整個試驗就報廢了。

有時,為了檢驗品種的適應性,還要把一個品種種到不同氣候區域。在驗證超優千號(湘兩優900)的適應性時,李建武曾經把這個品種從海南三亞一路向北種到了河北邯鄲,種遍了大半個中國,一路種下來,全國各地水稻種植區的日照天數、光照條件、海拔高度、容易得什麼病蟲害都瞭然於胸。

“袁老師經常說,水稻專業是一門應用科學,電腦里長不出水稻,書本里也長不出水稻,要種出好水稻必須得下田。”李建武說,對於專攻栽培技術的自己來說更是如此,“下田就跟吃飯一樣頻繁,夏秋在湖南的基地種田,冬春在三亞的南繁基地種田。一年365天,百分之八九十的時間都在田裡。”

國慶假期是水稻收穫的重要節點,每年這個時候,胡忠孝都很少休息。今年國慶,他與一位同事來到雲南高黎貢山附近的試驗田收種子,高原氣候多變,來的當天還晴空萬里,半夜卻突然下起了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上午10點,雨一停,胡忠孝就和同事衝進田裡搶收。

“人們都知道雜交水稻高產,但影響高產的基因到底是什麼?這需要用分子技術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直接為育種服務的偏應用研究相比,今年35歲的呂啟明副研究員的研究更為基礎,“育種實踐總比基礎研究跑得快,但其背後機理並未完全弄清楚。我們希望能夠從根源上解釋清楚為什麼雜交水稻有優勢,並找到雜種優勢的某些因子,以便更有針對性地指導育種實踐。”

胡忠孝現在在雜交水稻中心乾著兩份工作,一方面做雜交水稻的高產優質高效育種研究,一方面為《雜交水稻》期刊編審稿件。每天早上4點鐘起床看稿子,看到六七點鐘,天差不多亮了,就背上挎包下田。白天下田,晚上編稿,是他雷打不動的生活節奏。

父親的這句話讓他一直記到現在。在當年高考填志願時,原本想學航空航天的他毅然在第一志願填報了中國農業大學的農學專業。“本來兒時的理想是‘上天’,沒想到變成了‘下地’。”回想起當時的選擇,胡忠孝表示,他從來沒有後悔過。

當時,5畝試驗田裡種了400個品種,每個品種100株水稻,每一株上的稻穗長勢也不同,為了試驗需要,胡忠孝和同事需要一穗一穗地收割,並做好標記,整理歸檔。在又冷又濕的高原上,胡忠孝和同事兩人彎著腰整整忙碌了2天,才完成搶收……

在袁隆平的這支研究團隊中,不乏年輕的面孔,他們早已不用為溫飽問題發愁,卻毅然踏著金色的稻浪,奮力為解決人類吃飯問題奔跑向前。他們為億萬中國農民育良種,要讓中國人的飯碗永遠裝上中國糧。不久前,我們來到雜交水稻中心,探訪這群年輕人工作、生活的日常。

看著眼前曬得黝黑的李建武,袁隆平還以為是個種田經驗豐富的農民,寒暄了幾句,方知他是湖南農業大學大四學生。這讓袁隆平很驚喜:原來還有這麼肯下田、肯鑽研種植技術的大學生。他又接連問了一連串水稻栽培方面的專業問題,李建武都對答如流,讓袁隆平連連稱贊。大四畢業,李建武被破格招錄為雜交水稻中心的研究人員——這在幾乎清一色博士的雜交水稻中心,簡直就是傳奇。

袁隆平對高產有著近乎執拗的追求。儘管如今第三代雜交水稻已突破畝產1000公斤大關,他仍不滿足。今年6月,雜交水稻中心的大院里又掛出了袁隆平親筆簽名的《科研任務告示》,提出三大目標,第一個目標就是衝刺每公頃18噸(畝產1200公斤)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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